关键字： 希腊、中国、火、竞技、风水、天人合一、传承
关键句： 希腊因其宏大壮观而充分体现对自然的斗争和征服世界的勃扬精神、中国因其细腻圆润而充分理解跟世界的合一和索取自然时的中庸精神。一宏大一圆润实际正象征了希腊人血脉虽然消亡而用坚固的文明载体使文明得以传承，而中国则是文明数次嬗变而用中庸的精神、大风过岗伏草仍存，使血脉得到延续。恒久的希腊文明不断创造新的“希腊人”；恒久的中国血脉不断创造新的中国文明。
一、对死亡的思考
各文明的文物不可能独立于其哲学体系而存在，文明之与文物和文物之与文明的影响是相互依存、交互影响的。希腊与中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对永恒和死亡这一主题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和探索。
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乃至于永恒。科学昌明之后，人对于自身和外在环境逐渐了解，对于延续寿命有了系统和实际的认识，相信科学的人没有人再认为自己能成为不死之身的幸运儿。但科学这一新“宗教”产生之前，人对于生命和生命长存的冀望浓烈而且充满浪漫的美好幻想，尤其是掌握上层建筑和大量财富的统治阶级。但就希腊与中国人来说，两个文明体系与其他文明体系对此追求的探索有明显的不同。希腊人和中国人是并不完全寄希望于更高于人的存在的。而是认为需要自身的努力尤其是要对自身和身外世界充分的了解，对外部环境达成更高的契合才能成功，这跟印度文明乃至后来的基督文明、穆斯林文明都有极大的不同。后者对于永恒的追求是更多的寄托给神明这一更高形式的存在的。
而在这方面中国人和希腊是并不将他完全交给神明的，所以带来了整套墓葬方式的烦琐操作。这代表的是两拨人面对死亡的整套的思想体系而非简单的厚葬可以解释。
中国人认为万物皆阴阳二气所化，清者升为天浊者沉为地，太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万物皆由此演化故万物有灵。而最高存在则为天地，天地是万物衍生的根本。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认为自己乃是天子并非凡人，而普通百姓亦认为祖宗有灵不是普通的存在而非死后寂灭灵魂不存。
中国人虽然重视遗体的完整性并为此发明很多了保护措施，但对于永生唯一重视的则是灵魂而已。撇开后传佛教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对遗体的保存是建立在礼敬祖宗——身体肤发不可轻毁的思想上的。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所以既然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是祖宗赐予的那是不能随意毁弃的，这是出于对万物、万人之始的敬重，对于生和生命之源的敬重而不同与埃及人对于保存肉身的极端要求。而同样多神体系的希腊人则认为竞争才是主题。竞技是葬礼的延伸部份，是不可缺少的。在希腊，能够推行火葬，原因之一是各国战事频繁，战死在异国他乡者甚多，为了使死者回国安魂，遂决定将死者烧掉，而后将骨灰运回本国再举行一定的葬礼。后来逐渐演变为是对爱国捐躯的一种褒扬，是男子勇敢和军队顽强的象征。火葬看作对死者灵魂的净化，认为只有火烧尸体才能使死者脱俗超尘，进入神的世界。火崇拜在于希腊世界是神圣的。它与竞技在希腊人中的地位甚至高过与战争。例子见于奥运圣火和奥运休战。
二、古代中国人在墓葬习俗上的表现
表现在墓葬习俗不可分割的则是竞技场和风水论，中国的人的墓葬后来虽然也出现了封土但究其起源则是儒家的影响。孔子，在找到父亲的墓地后，又迁来母亲的遗骨与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叹道：“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由此看出自此以后中国人才有了在坟上堆土的行为。《说文》曰:“葬者，藏也。”“墓者，没也。”说明在此以前中国人是没有在坟上建筑或者封土的习惯的。
尧葬于榖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廛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徙。——《吕氏春秋》。说明至夏朝时，葬制仍很简陋，无坟，更无墓上建筑，亦无殉葬，并且帝王与平民的葬法无异。刘向曰:“殷汤无葬处，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垅之处。”——《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东汉崔寔曰:“古者，墓而不坟，文（周文王）、武（周武王）之兆（指墓地的兆域）与平地齐。”——《政论》
可见，至周代之时，无坟台，葬制仍然简朴。所以中国墓葬的封土和上层建筑是出与方便祭祀和方便于怀念先人的的目的，服务于生者而并非与死者或者死者永生的目的有联系。故后来的发展帝王与平民陵墓封土亦不过大小的区别而不是符合与宗教思想的形制区别、与西方的金字塔、神庙有根本的不同。
所以希腊人更重视自身表现而中国人更重视整体和传承。希腊人把生死看成个体对于抗争自然其他个体的努力、对于自然则是对立的，而中国人的生死观是联系的、关联，既关联与血脉又关联与天地、对于自然则是非敌意的。
既然中国人对于坟墓外在环境的重视并不体现在宏大的上层建筑和封土上那体现在哪里呢？在原始社会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当中国人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随即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和《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不同的地行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尚书》中，将当时的疆域以河流、山脉为界，划分为九州，这也是后来中国称为“九州”的由来。在《周礼》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开始出现“相民宅”的说法，并有了“土宜法”这种相地的知识系统。《逸周书》载“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二字呼应天时，附天观地是当时百物的遵行规则，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为后世风水术的依据。周朝时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命周公相地，《尚书》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可见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
战国先秦时期，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棱，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由此说明中国人对于墓葬的外部环境是作为整体考量的，犹如背天席地一般。先秦之时中国人对于在阳间永生或者转生并没有多大的寄望，而对于灵魂在阴间的存在则是深刻相信的。安阳殷墟杵剑而坐被活埋的剑士并无痛苦挣扎状。说明他是相信死后灵魂不灭依然是随主征战的，在陶俑逐渐代替人殉后，兵马俑将这一观点发展到了极至。
当然春秋战国后始皇帝或者说中国人也产生了在阳间永生的想法。通过丹药、符录、内丹等的修炼达到在世永存的思想体系逐渐完善，但这跟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法依然是一脉相传的。
三、古代希腊人在墓葬习俗上的表现
希腊有陶文化的墓葬，多无随葬品，流行屈肢单人葬；中国则主要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俯身直肢、屈肢葬等，墓葬大多有随葬品。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其实，远古的先民们，其思辨能力有一个缓慢的提高过程。孟子认为：“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归反虆（盛土器）梩（铲土器）而掩之。”先民们在劳动中建立起原始的亲谊后，当亲人突然死去，受情感的驱使，不忍亲人暴尸荒野，而将亲人虆梩埋之，继而置亲人尸骨于一洞室，可能更接近远古葬地的原始状态。这是伦理观念进步的表现，也是原始宗教的开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内的下室葬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上室为居住地，下室则为葬地。新石器时代大量的儿童瓮棺葬出现在居室附近，也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原始的一种爱心的痕迹。即便是被尊奉为“圣人”的孔子，在找到父亲的墓地后，又迁来母亲的遗骨与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叹道：“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礼记·檀弓上》）这位崇尚古制的先贤，为了亲情，便于岁时可上坟祭祀，“于是封之，崇四尺”，破了“墓而不坟”的古制。
人的灵魂不死，拓宽了先民们的想象空间。于是，从葬式、葬具、葬地的选择，以及随葬物品的多寡，都随着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经济文化诸现状的变化而变化。仅以随葬品为例，在新石器早器，“所有死者都有随葬品，不是斧、镰，就是石磨盘和磨棒，或陶制生活用具。”夏时认为“人死无知，用不堪用器物埋于墓中”；殷时认为“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于墓中”；周时认为“人死也许无知，也许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国并存、诸侯争战时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毁器”、“折兵”现象逐渐消失。随着社会对“事死如事生，礼也”观念的认同，随葬品无论数量与质量也急剧增加和提高。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墓葬文化随着宗教体系的完善而完善。
在荷马的史诗中包含着对英雄时代从政治结构到经济活动，从神学思想到礼仪风俗甚至使用器皿的细节等丰富的内容。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史诗中的各种信息资料其实并非是对荷马时代政治或经济生活的真实描述。例如，《伊利亚特》中记载去刺探特洛伊军情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戴上了一种“外面有牙齿发亮的野猪的闪光獠牙/整齐地分插在两侧，中间还衬毛毡”的头盔。而这种头盔的样式已经为迈锡尼(Mycenae）4号墓中出土的60只野猪牙以及丹德拉坟墓中出土戴野猪獠牙头盔战士头像证实为是迈锡尼女明时期一种武士的贵重装备。然而对没有进入铁器时代的迈锡尼文明而言，荷马又频繁地在作品中提到了铁或铁器。迈锡尼遗址大量黄金器的出土固然印证了荷马对“多金的迈锡尼”的正确描述，然而史诗中能作为日常服装甚至裹尸布或铺盖的亚麻织物chiton则不见于迈锡尼考古的人物服装形象上。
这些种种混乱甚至矛盾的资料现象只能证明荷马时代虽然还保留着对迈锡尼文明的一些记忆，但这种记忆已模糊不清，以至于不自觉地将自己时代的文化现象与历史材料填充进古代英雄的颂歌之中。希腊黑暗时代，迈锡尼文明早已随着多利安人(Dorians)的侵入而毁灭。
法国学者让一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对迈锡尼毁灭之后希腊文化的断裂性进行描述时写道：“随着迈锡尼势力的衰落和多利安人在伯罗奔尼撒、克里特岛、罗得岛的扩张，希腊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冶铁业代替了冶铜业，火葬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土葬……。”这意味着这场对希腊影响深刻的变革中，火葬对土葬的取代也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象征性部份。从考古材料中可以明确，从克里特到迈锡尼文明阶段都实行土葬（这背后必然有相应的区别于火葬习俗的宗教思想。）
迈锡尼文明最早形制的墓葬是一种氏族公墓性的深坑坟墓，每个坟墓里埋葬数个完整的同族尸体。而到了公元前15-14世幻，这种坑墓则被规模更为巨大的圆顶墓所取代。无论王室坟墓的规模或形制有怎样的变化，但材料显示给我们的则是这个时代没有火葬的习俗。很多欧洲的非希腊民族，那些被Aristotle称为“蛮族”（barbarous）但又不同于亚细亚文化的民族都拥有火葬的传统。这说明多利安部落的火葬风俗不是孤立或偶然的现象。而克里特－迈锡尼葬俗则似乎更加接近埃及或近东等东方文化。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传统逐渐成为古老和模糊的记忆，从荷马时代开始的新式葬仪逐步成为希腊甚至整个古典时代的主流礼仪形式，并延续了一千多年。当这种葬式成为主流传统之后，必然形成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礼仪、规范及相关背后的宗教解释。从荷马史诗中反映的材料来看，当时这一套完整的仪式规范已经比较完备和具有程序性。除此以外，荷马时代的葬仪已具有了历史希腊时期的很多特征。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葬仪中还保存着许多非希腊式的因素，例如用人作殉葬品，以及从埃及传播到希腊的妇女集体哭悼仪式等风俗。而史诗中对作为葬礼组成部份及延伸的体育竞技描述则已经显示出比较浓厚的希腊式竞技品格与精神旨趣。
荷马史诗中记载最为详细、完整的一件葬礼是《伊里亚特》中关于墨尔弥冬（Murmid）王子阿基琉斯（Achilleus）好友帕特洛克诺斯（Patroklos）的仪式及其程序。当时这位英雄被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Hektor）所杀，阿基琉斯夺回了他的尸体并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当帕特洛克诺斯的尸体被运回阿耳戈斯人的军营之后，他的正妻布里塞伊斯（Brisels）与作为女俘身份的其它妇女们便立即通过进行哭泣来哀悼死者（《伊里亚特》。而在赫克托尔的尸体后来被赎取回伊里昂后，以他母亲和正妻为首的妇女们也首先以集体哭悼的形式开始了仪式。在《奥德赛》（The cdyssey）中，英雄阿基琉对希腊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具有浓厚埃及葬仪色彩的风俗应当与埃及丧葬传统有着某种传播性的联系。
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对埃及葬俗的记载：“任何时候当家中死了一个有名的人物的时候，则家中所有的妇女便用泥土涂抹她们的面部或是头部。随后，她们便和亲族中的一切妇女离开，家中的尸体，到城中的各处巡行哀悼”。这种古埃及文化对希腊历史时期前的影响因素残存到了荷马时代，而在历史时期以降则逐渐消失在希腊文化的视野之外。
正式的仪式首先以剪下头发覆盖尸体作为开始。欧里彼得斯《酒神的伴侣》中，Thebes国王说：“我要把你那美丽的头发剪掉”，酒神Dionessy则回答：“我的鬈发是神圣的，为神蓄起来的”。因此割发这一点正体现了仪式的神圣与庄严。
献发之后，巨大的焚尸柴堆上被献以各种牺牲。动物包括牛、羊、马以及死者生前喜爱的宠物，与这些动物一同献上的还有油脂与蜂蜜。而被俘的12名特洛伊贵族也被杀死放到柴堆上。荷马时代还残存着克里特-迈锡尼文化中用人作牺牲或殉葬品的非希腊传统。用人作殉葬品的杀殉既可以是在葬前，也可以是在埋葬之后。例如，欧里彼得斯讲述特洛伊沦陷后那位被殉死给阿基琉斯的公主就是在埋葬死者以后杀殉的。
帕特洛克诺斯的火化是在当天举行的，即献牲之后。火化的过程中由主持葬仪者整夜地献酒浇祭并呼唤亡魂。一夜之后，用酒把焚尸堆的余烬浇灭再收殓骨殖。但也可以用油和蜂蜜熄灭余烬。收殓的骨殖被装入容器。伴随埋葬的完成则要举行丧宴。然而最后的高潮则在于体育竞技的举办及其相关社会功能的体现。
首先，竞技是葬礼的延伸部份，是不可缺少的。帕特洛克诺期斯和阿基琉斯的葬仪中都伴随有相应的体育竞技。至于赫克托尔的葬仪中没有开展相应的竞技，应当视为与当时特洛伊被围困的军事紧张压力有关。
竞技中的每一个项目都对应着相应的礼品规格。竞技的举办者一般是死者的挈友或亲人，昂贵的礼品也由他们提供。例如，帕特洛克诺斯的葬礼竞技由好友阿基琉斯举办，而阿基琉斯的葬仪竞技则是由其母亲女神塞提斯（Thetis）举行（《奥德赛》）。竞技的项目包括了战车赛跑、拳击、摔跤、铁饼、箭技。我们可以从这些竞技内容中发现它们含盖了从克里特文明到希腊历史时期的各种项目。
从考古材料显示的信息来看，由在克里特的米诺（Minoan）文明时期，拳击和角力摔跤这两项原来以为是被希腊人发明的运动就已经出现了，从克里特到荷马时代，这些运动从未消失过。战车竞技无疑是典型的迈锡尼式军事贵族运动。而投掷铁饼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希腊式运动。使我们联想到雅典（Athen）古典黄金艺术时代作品中那尊著名的《掷铁饼者》雕塑。这些种种承上启下的竞技内容透露着确定荷马时代文化身份的意义。
从以上关于荷马时代葬仪内容、程序的记载与归纳可以大致罗列出这个时期关于死亡悼念仪式的基本程度：a.哭悼→b.洁尸→c.献发→d献牲（献油）→e.占燎→f.奠酒→g.收骨→h.起坟→j.竞技
而中国则是a.哭悼→b.洁尸→c.寻风水宝地而葬→d献牲→e. 起坟→f.丧宴
希腊竞技场和殷墟
四、双方的哲学体现
所以从整体来说，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流之一体现出来的思维习惯依然是更倾向于对物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东方式的合作关系。比如医学上，医学本身实际是人对永恒追求的表现形式之一，当人把生命完全交给上帝的文明是产生不了系统的医学的，而跟自然对抗的方式也并非医学的正道。现代的西医不过是科技发达后随着仪器的进步和化学、生物学的进步在人身上的顺手为之，手段的进步不代表医学思想的进步，所带来的不过是拆解人体的熟练和抗生素与细菌抗药性的对抗，并不是为了达到人跟自然的契合，而是将人和自然对立并不断加深对立、犹如不断加深黄河的堤坝般，直到有一天在超级抗药细菌的产生后在巨大的灾难崩溃。
西方式的古文明原生人种皆走向消亡也是这一灾难的具体体现，但是文明体系则是生机活现甚至在当今天成就主流的，而非真正的消亡掉了。虽然犹如日本人杀光了中国人然后自称中国人般可笑，在重视血缘传承的中国人面前尤其如此。而中国的文明作为一个体系的存在因为历次的蛮族入侵和西方文化冲击，就一个文明体系来说早已经是崩溃的、死亡的、标本化的，失去了一个作为原生文明的创造力。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早已经陌生宽袍大袖更不会去留一百年前的那根猪尾巴，穿着西装倒是挺有沾沾自喜的劲头，所谓的汉族差不多成了什么民族都算不进去只好另外拎出来算一群人的统称。华者谓之美服、夏者谓之勇敢，而今是既不华也不很夏了。可以说东西方两个运动员在历史的长河中跑步一个中途退场被第三者偷偷接替成了接力跑，另外一个却跑进了别人的跑道没有一个光荣的。
当然既都是几千年延续了下来，伟大之处亦甚有之。在文明之初金属物品这样需要高难技术纯人工加工品并不普及的时候，人多使用石料作为陪伴永恒灵魂的器物，这是跟漫长石器时代跟石头材质的熟悉不可分割的。以希腊埃及罗马为代表的体现乃是宏大的石头建筑，如金字塔、神庙、竞技场等。宏大、辉煌并以立体和高浮雕或者极深的阴刻的塑像来防止分化和腐蚀，在宏观上震撼了眼球，用其材料的坚固保护自身和死后的世界。中国则刚好相反，选择了本身就更加坚硬的玉料为载体，精琢细镂在微观上将雕刻的技术发展到了极至，用其温润不朽贴身而饰来满足生前身后对自然的亲近。希腊因其宏大而充分体现对自然的斗争和征服世界的勃扬精神、中国因其细腻而充分理解跟世界的合一和索取自然时的中庸精神。一宏大一圆润实际正象征了希腊人血脉虽然基本消亡而用坚固的文明载体使文明得以传承，而中国则是文明数次嬗变而用中庸的精神、大风过岗伏草仍存，使血脉得到延续。恒久的希腊文明不断创造新的“希腊人”；恒久的中国血脉不断创造新的中国文明。
五、对当今的影响
当今世界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美国虽然继承了希腊人的民主也继承了希腊人的好斗精神和对征服自然和异世界战天斗地的热情。发展到极至后的表现则是对自然的无限索求和对异世界的无限剥削压榨。希腊的第一个继承者罗马便是在物欲横流中腐化导致消亡的。距离亚历山大饮马印度河和始皇帝一统华夏已经两千多年，值此全球金融危机之时，是否该蓦然回首，品茗两大原生文明的优缺点，在岔路口寻找一条新路？
参考资料：
《中国人：社会与人生》
《中国墓葬文化刍议》
《风水的起源及发展》
《墓地密码》
《欧洲希腊和非洲埃及的墓葬及城市文化》
《希腊宗教》
《荷马时代的葬仪》
《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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